我国是农业大国，更是种植业大国，粮、棉、油、糖、果、菜、茶等作物面积和总产均居世界前列，种植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植物保护功不可没。

　　生物灾害防控形势严峻

　　我国生态条件复杂、耕作制度多样，是有害生物多发、频发、重发的国家。目前，我国农作物有害生物（病、虫、草、鼠）1700多种，其中害虫830多种、病害720多种、杂草60多种、鼠害20多种，可造成严重危害的100多种。我国重大有害生物年发生面积60~70亿亩次，每年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治60~80亿亩次，挽回粮食损失6000~9000万吨、皮棉150~180万吨、油料250~270万吨。按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自然损失率37%以上测算，若不采取防控措施，中国每年病虫危害损失粮食1500亿公斤、油料68亿公斤、棉花1.9亿公斤、果品和蔬菜上千亿公斤，潜在的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气候变暖和耕作制度变化的影响，生物灾害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亚洲飞蝗从我国西北方向侵入；水稻“两迁害虫”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从西南方向侵入；病、虫、草还通过农产品贸易从我国海岸线侵入。生物灾害损失日趋严重，目前我国生物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达600多亿元，局部地区损失已经重于水灾和旱灾。

　　生物灾害发生呈现新特点

　　农业生物灾害呈加重态势。从上世纪的年均发生面积30亿亩次发展到近年来的60多亿亩次。

　　一是暴发的频率逐年提高。上世纪50年代以来暴发种类是10种，现在是30种。

　　二是迁飞性种类此起彼伏。农区飞蝗、草地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近年来大发生。

　　三是流行性种类连年猖獗。小麦条锈病2001~2005年连续5年暴发，年最高发生面积8400万亩次；水稻稻瘟病2004~2007年连续4年大发生，年最高发生面积8700万亩次。

　　四是区域性种类突发成灾。水稻条纹叶枯病年发生2000多万亩次、水稻螟虫发生3亿多亩次；小麦吸浆虫死灰复燃，年发生3500多万亩次；2003~2006年鼠害年均发生5.5亿亩次。

　　五是抗药性种类加重发生。500多种有害生物对常用农药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稻褐飞虱对吡虫啉产生了中、高度抗性；小麦赤霉病菌在安徽等地有2%~7%的菌株对多菌灵产生了抗性；棉铃虫对转基因抗虫棉的抗性上升，存在潜在暴发风险。

　　六是检疫性种类大肆侵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年递增1~2种，近年新发现25种，仅2006年就新发现5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检疫性有害生物造成的损失1199亿元。

　　现代植保理念变革的新要求

　　以前我们的植物保护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但在生物灾害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必须革新植物保护观念，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

　　强化“公共”性质（公共植保）和“公共”管理，开展“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着力服务“四大安全”，即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业贸易安全。

　　拓展“绿色”职能（绿色植保），满足“绿色”消费，服务“绿色”农业，提供“绿色”产品，着力服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

　　在这样的理念下，现代植保理念有了新发展。“公共植保”和“绿色植保”的初步形成是2006年3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植保高层论坛上；2006年4月13日在湖北襄樊举行的全国植保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2007年6月14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水稻重大病虫防控暨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建设现场会上提出，要全面推进“公共植保”和“绿色植保”。

　　“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新进展

　　一是创新植保体系。我国新型植保体系构架是，县级以上国家公共植保机构为主导、乡镇公共植保人员为纽带，多元化专业服务组织为基础的“一主多元”的新型植保体系，即国家公共植保系统与多元化专业服务组织系统的构架。

　　二是创新治理对策。对我国重大病虫治理进行了革新。实施了飞蝗生物生态治理对策，累计改造蝗虫孳生地220多万亩，年生物防治面积50多万亩。实施了水稻两迁害虫分区治理对策，提高了防效、减少了虫源迁出和当地为害。以越夏区治理为基础，以越冬区控制为关键，以流行区预防为重点，实施了小麦锈病源头治理对策。制订了植物疫情非疫区治理对策，国家正在加大投入加强三大植物疫情阻截带建设。

　　三是创新技术模式。以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依托，按照目标产品的生产标准，制定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的使用技术规范。以靶标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模式，在黑龙江省整体推进杀虫灯＋赤眼蜂+白僵菌控制玉米螟，使1000多万亩农田不用或者少使用农药。以产品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模式，如水稻上采用佳多频振杀虫灯＋鸭／鱼等技术，在16省区应用；玉米上采用灯＋赤眼蜂/白僵菌，在4省区应用；蔬菜上采用灯＋色板/紫外线，在18省区应用；果树上采用灯＋性诱剂/色板，在16省区应用，既节本又增效。以产品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模式，如宁波纽康公司以昆虫性诱剂组装的绿色防控模式：水稻上采用性诱＋天敌、性诱＋生物农药等，节本增效220～300元/公顷/年、减少施药1～2次；蔬菜上用性诱＋色板、性诱＋微生物农药等，节约成本75～225元/公顷/年，减少施药50%以上。

　　四是创新服务方法。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与全国600多个点联网，采用网络化传输、自动化处理、可视化发布、智能化管理，实现了数字化预警。农民田间学校为模式的参与式培训，18个省市区在水稻、棉花、园艺作物上开展。对农业生产资料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进行销售，主要在农业主产区建立连锁经营网点，就近送货上门，或技物结合服务到田间地头。以植保协会、植保专业合作社、股份公司等模式开展专业化防控，截至2008年，我国有专业化防治组织20多万个，全国平均专业化防治面积达到10%以上。

　　五是创新工作机制。建立了政府主导机制，实行属地管理，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成功探索联防联控机制，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就蝗虫问题组成联防联控机制，中国与越南就水稻“两迁”害虫建立联防联控机制；青、藏、川就西藏飞蝗进行联防联控等。督导检查机制：从农业部开始逐级开展检查，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查病情虫情、用药状况、农药情况、防治组织、防控目标等。投入保障机制：中央财政2003~2008年补贴10多亿元，涉及水稻、小麦、蝗虫、鼠害。地方财政补贴应急防控与疫情扑灭。

　　“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主要成效

　　一是提高了植保技术到位率。测报准确率不断提高，主要作物重大病虫长期预报准确率92%以上、中短期预报准确率98%以上，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发生程度预报准确率100%。技术普及率不断提高，近5年累计建立国家病虫综防示范区950多个，带动各地建立示范点2000多个，示范区面积600多万亩次，辐射带动1亿亩次。技术入户率不断提高，通过电视信息入户，全国28个省（区、市）和1350县（市、区、旗）植保机构开展了电视预报,覆盖3亿观众。近5年来累计培训农民IPM和安全用药技术3700万人次。

　　二是确保了粮食生产安全。挽回粮食损失不断增加，年防治面积从2000年的30.24亿亩次增加到2006年的40.89亿亩次；年挽回损失从2000年的844亿斤增加到2006年的1250亿斤，2000~2006年累计挽回损失6784亿斤。

　　三是促进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行高毒农药替代，高毒农药使用率不断降低，2000年前高毒农药使用量35％左右，2006年后高毒农药使用量为10％左右。农产品农残不断降低，据农业部监测，2005年37个城市蔬菜农残合格率为94.2％；2006年监测，37个城市蔬菜农残合格率为94.7%；2007年37个城市蔬菜生产合格率为96.7%。

　　四是促进了农业生态安全。条锈病菌源地生境改善，2002年启动条锈病源头治理计划，目前条锈病菌源地生物多样性提高,病害流行强度降低。农药面源污染降低，绿色植保面积近5年累计示范600多万亩次，辐射1亿多亩次，减少用药0.6万吨,相当于减少农药面源污染6~7亿亩次，产生环境效益6亿美元。

　　五是促进了农业贸易安全。经过努力，苹果、梨获南非市场检疫准入、苹果输美市场检疫准入谈判取得进展等，苹果、梨进入欧美市场，农产品贸易稳步上升。及时发现并封锁除治对梨出口有重大影响的梨枯枝病，及时限制从日本、韩国等引进葫芦科作物种苗，及时限制从德国引进杜鹃销毁感染栎树猝死病的苗木，及时拦截苹果蠹蛾、柑橘溃疡病、马铃薯甲虫等人为扩散。

　　大力推进“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对策措施

　　由于“公共植保、绿色植保”是新生事物，目前存在有五大问题。一是认识不够到位。上层热下层凉，会上热会下凉。二是改革不够到位。主要表现在管理体制不顺畅、运行机制不灵活、推广方法不适应、人员队伍不稳定。三是建设不够到位。体系建设不完善，基础设施不配套，工作手段不完备。比如监控网点不全面，全国100多种病虫发生危害，但我们的监测对象才23个。四是支撑不够到位。基础研究、核心技术、过硬产品与集成创新都不够多。五是保障不够到位。养兵的钱不足（全额拨款仅为50%），打仗的钱更少（每亩病虫监测投入0.2元/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尚无国家层面的植物保护法。

　　因此，我们要深化思想认识，推进改革创新，加快建设步伐，提高支撑能力，强化保障措施。充分发挥示范的辐射作用，典型的带动作用，舆论的引导作用，努力营造全社会普遍了解、深刻认识、大力支持、合力推进“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良好氛围。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及农业部关于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精神，积极推进植保体系机制与方式方法创新。按照“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尽快制（修）订有关植保方面的法规与法则，以及相关技术标准与规程。经过3~5年的努力，建成以县级以上国家公共植保机构为主导，乡镇公共植保人员为纽带，多元化专业服务组织为基础的新型植保体系。

　　采取“上下连动、分级负责，中央主投、地方配套，中央养事、地方养人”的原则，保障“四费”（人员和公用经费、条件和手段建设经费、队伍建设经费、推广项目经费），形成“覆盖全国、运转高效、反应迅速、功能齐全、防控有力”现代的植保运行体系，实现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数字化、防控专业化和疫情控制区域化，显著提高我国农作物有害生物的防控能力。